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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且，当人类指挥官在高压环境下做出错误判断时，AI是否有权修正？这又会引发新的权限博弈。”

    此时，一直没有开口说话，专门军事历史专家田教授缓缓开口说：“让我从历史角度谈谈。

    火控雷达诞生时，炮手们也质疑过机器会取代人类直觉；导弹出现后，指挥官们同样担忧失去对战场的直接掌控。

    但最终，技术与人类的磨合推动了战争艺术的进化。我认为，关键不在于谁拥有最终决策权，而在于建立一套动态的人机协作规则。”

    “田教授的观点很有启发性。”

    陈老微微颔首，补充道：“或许可以借鉴航空领域的‘人在回路’控制理念。

    AI作为‘副驾驶’持续提供最优方案，人类指挥官则像‘机长’，拥有最终否决权，但必须承担决策后果。

    同时建立算法审计机制，每次重大决策后回溯AI的运算逻辑，确保其没有偏离人类设定的价值框架。”

    “说到价值框架，这恰恰是最难量化的部分。”

    林教授神情凝重，说道：“不同文化背景下，对战争伦理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。

    我们的AI系统如何避免陷入‘文化偏见’？

    比如某些国家可能默许对敌方基础设施的攻击，而我们坚守‘保护民生’的原则，算法该如何平衡？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让现场陷入短暂的沉思。

    片刻后，负责海军作战模拟的钱主任提出新思路：“或许可以开发‘伦理沙盒’。

    在训练阶段，让AI接触海量不同场景的伦理困境，通过强化学习建立多维度的决策模型。

    同时，定期由军事伦理委员会对算法进行价值校准，就像给机器安装‘道德补丁’。”

    “但‘道德补丁’的更新速度能否跟上战场变化？”

    孙教授依然持怀疑态度，说道：“去年某国利用AI深度伪造技术制造虚假情报，导致国际冲突升级。

    当敌方刻意制造伦理陷阱时，我们的AI系统能否识破伪装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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